2.1.1. 气候变化机理与趋势

太阳辐射进入地球大气后，约三分之一的短波被反射回太空，一部分被云、水汽和PM5、PM10等颗粒物吸收，被地表吸收的太阳能以长波辐射的形式返回大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氟氯化物等温室气体具有吸收长波射线的特性，使地球大气保持相对恒温的状态，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约是15℃，如果大气中没有温室气体，地表面气温将降至零下18℃以下。

工业革命之前，地球大气中的温室效应气体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如生物、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如森林大火)以及强度不高的人类活动。工业化以来，大量的化石能源燃烧和垦荒、砍伐森林等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从工业革命前的278mg·m³上升了28.8%至358mg·m³，达到近万年来的最高值 [1]（图1）。

图1

近万年来全球地表气温变化图.

气象学描述气候变化有两个表征：一是气象要素变化趋势与幅度，二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与危害程度。近百年来，全球变暖得到气象观测资料的证明 [1]（图2），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极端天气事件在全世界多地都有增加的趋势。更多研究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同时，高温热浪和干旱、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不确定性将更加明显。全球气候模式模拟显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将加速全球变暖的趋势，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2℃（不同排放情境变化幅度为1℃～3.5℃）。对一些地处南纬45°至北纬45°之间的国家，气温上升还将伴随降水量增加；而非洲北部一些国家，降雨量却可能减少，风暴、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更加频繁而持久。

图2

1850-2018 年全球平均温度距平（与1850-1900 年均值比较）[1].

2.1.2. 气候变化影响人体机能

医疗气象学研究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评估方法与技术，以及气候变化对流行病死亡率的影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主要是通过水、气、光、热等气象因素对人体器官产生影响，当气象条件剧烈变化时，如果超过了人体调节机能的阈值，人就会出现感觉不适或生病。这些疾病包括心肌梗塞、栓塞、感冒、风湿病、中风、关节炎和一些传染病等，称为“气象病”。极端天气气候可能带给人类更多直接伤害和流行性疾病，以及与社会压力、精神紧张相关的紊乱症风险（兰州大学，王式功）。气候变化会通过对野生动物、农业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影响，改变寄生虫和宿主生理机能，由于气候因素很难与其他环境条件（如带菌媒介控制、疫苗和药物稀缺性等）区分开来，所以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和流行疾病爆发传播的关系，取决于其位置、生态群落结构及生物生理机能等（美国乔治亚大学，索尼亚·奥尔蒂泽）。

2.1.3. 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

干旱、洪水、风暴、寒潮等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导致人员伤亡，或使心脏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死亡率上升。暴雨洪水可通过垃圾和污水扩散污染水源，如果土地长时间渍涝浸泡而得不到及时排泄，易使有害菌和病毒滋生蔓延，成为传播疾病的鼠类和虫蚁的繁殖场所。高温热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直接而快速，1995年夏季，从印度到欧洲以及美国很多地区出现高温热浪，仅美国芝加哥有数百人死于酷热及其引发的疾病。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加，可能使未来城市人口因与酷热有关疾病的死亡率增加一倍。

2.2.1. 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利于流行性疾病爆发与传播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大量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物种多样性因此受到影响，极端干旱天气使有害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因天敌数量的减少而迅速增加。1993年春季美国西南部雨季前长期干旱，啮齿类动物（天敌如猫头鹰、狼和蛇等）数量锐减，通过啮齿类动物传播的汉塔病毒肺部综合征（hantaviruspulmonarysyndrome)多发，确诊病例死亡率接近50%。美国、拉丁美洲各国、南非、印度和欧洲等国的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增加，不仅祸害田间作物而且传播疾病，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传染病学观察和研究证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改变使病毒变异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动物为宿主直接或间接传染人类，进而导致人传人的传播传染病的爆发。气候变化加剧传染病爆发与传播，关键是改变病毒及宿主的分布区域，缩短病原体的潜伏期并增加其繁殖速度、能力与侵袭力，进而影响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与流行（图3）。传染病流行趋势是：新的病毒不断出现（如非典、非洲埃博拉病毒，沙特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新冠等），流行区域不断扩大，爆发流行频率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传染病主要是血吸虫病、疟疾、登革热和其它新型病毒性传染疾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刘起勇）。

图3

气候变化与传染病相互影响关系示意图.

2.2.2. 气候变化对主要传染病的影响

2.2.3. 气候变化对传染病影响的其它方式

痢疾、甲型肝炎等多种传染病病原体均可通过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蚊虫直接污染食品，气温升高增加了食品在制作、运输、储藏和销售过程被污染的几率，造成食物传播疾病的爆发或流行。如1982年～1991年，在英国因食物传播的疾病发病率与日平均气温高于7.5℃天气有很好的相关性，预测到2050年，此类疾病将增加5%～20%。

气候变暖使多种夏秋季多发的传染病流行季节事件延长，热带和亚热带流行的虫媒传染病、寄生虫病、肠道传染病向温带、甚至寒冷扩展。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二十一世纪初，南半球热带流行的多种疾病可能蔓延到北半球，每年使5000～8000万人染病。所以，全球变暖的趋势如果得不到有力控制，人类将面临更多、更频繁传染病威胁。

剧烈天气变化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传染性疾病产生影响。2017年-2018年，北半球中纬度人口稠密地区冬季大规模流感的爆发与前期秋季快速天气变化（RWV）密切相关，已通过近20年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相关数据得到了验证。可能的机理是晚秋时节流感病毒已经大量存在，剧烈天气变化使人群免疫力降低，流感人群增多。当人口稠密地区流感人群数达到一个关键量级，即形成整个冬季的强流感。二十一世纪后期北半球中纬度人口稠密地区的流感爆发风险可能增加20-50%，特别在欧洲地区可能会增加50%（南京大学，谈哲敏、符淙斌）。

3.2.1. 气候变化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新形势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到清末2000多年，中国共发生321次大的疫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抗击鼠疫、乙脑、甲流、非典等传染病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温度升高，在中国作为疾病传播媒介蚊虫的繁殖力和危害性增强，地理分布区域不断向北、向西扩展。比如传媒登革热的白纹伊蚊分布主要在平均气温高于11.8℃的区域，现在却不断突破它的西北边界（如本来没有白纹伊蚊的沈阳以北以及甘肃等地已经发现这种蚊虫） [16]。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的传染病爆发流行客观因素，使中国公共卫生安全应急处置与风险管理面临新形势。

3.2.2. 国情和发展现状使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新挑战

中国人口基数大，中东部人口稠密、聚集性高、流动性强。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对于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地方缺乏完备成熟有效的疫情监控体系和必要的防疫设备及和技术能力，无法保证及时发现、识别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型病毒导致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不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覆盖地域广，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气候多样，水旱灾害频繁，虫蚁滋生的环境条件复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简陋，居民生活水平较低，居民健康状况不佳，饮用水安全得不到根本保障；青壮年大多到外地务工，家中主要是留守儿童和老人，防疫意识不强，抗风险能力弱等等，这些国情和特定发展现状使传染病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增加了传染病办法和传播以及新增健康危害等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风险管理面临着新挑战。

3.2.3. 经济全球化对公共卫生安全提出新要求

2020年1月在中国首先确诊病例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到3月下旬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相对于2003年的SARS，只影响北京、广州、香港等几个大城市和少数与之联系紧密的国家（地区），尽管有中国政府和全体国民的严防管控，同时许多国家地区对中国公民或有中国旅行记录者限制入境，但疫情依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除新冠（COVID-19）隐蔽性高、传染性强、防疫挑战大等问题之外，2020年的世界比2003年经济全球化程度更高，联系更紧密，人口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更都显著，使得疫病传播的风险加大，对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乃至全人类疫情应对提出了新要求。

4.1.1. 制度设计方面

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适应，医疗、防控资源配置等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存在短板和漏洞；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与作为技术支撑的事业单位责权不清晰，沟通不顺畅，上下联动、数据公开共享机制不完善；对新冠病毒导致的高传染性疾病定性标准存在本本主义，疫情判定标准没有形成更科学严谨有效的业务技术规范和流程。

4.1.2. 人的方面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个别领导有技术官僚风格，被动听取上面明确具体的指示，组织乏力，能力不强，没有担当，脱离群众，小圈子利益唯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甚至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应付；个别专家只讲“术”，不讲实事求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导致采取科学防控措施的窗口期被拖延、缩小，全社会为之付出惨重生命代价和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个别人生态文明理念缺位，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亟待提升，公众的警觉和自我防护意识有待加强，严守公序良俗的底线思维和道德观念需要强化。

4.1.3. 应急处置方面

疫情初期，识别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能力不足，根据疫情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确定和调整响应级别的科学性不强；防控预案缺乏或组织落实不力，物资分配不力，导致应急急需物资一度被大量闲置，民怨极大；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救助场地、应急医疗物资的储备和生产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显得不足，疫情初期大量确诊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只能在家自我隔离，为后续防控工作带来困难；向公众披露信息不及时、不充分，舆情应对存在缺陷，“封、堵、防”为要旨核心的舆情治理与应对理念使得舆情应对、舆论引导能力不足，使疫情初期没能及时公布实情、回应公众和舆论关切，并澄清事实、有效解疑释惑。

4.1.4. 风险管理方面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评估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创新成果导向性问题突出，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畅，没有形成系统性整合式确定的全转化链条，大量研究经费支持的多数研究成果不能对关键技术起到支撑作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医疗资源调配不合理，确保人民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当务之急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均衡。

4.2.1.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公共卫生是人民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目前国家医疗卫生管理工作最薄弱环节在公共卫生，尤其是在当前人口大规模流动条件之下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防范新突发传染病输入所致的公共卫生风险，而且还可以服务于世界疾病预防控制，共同应对风险，保障人群健康。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中国疾控中心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传染疾病直报系统。但事实证明在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采取有力防控措施之前，传染疾病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和国家、国民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应该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社区等多部门有机联防联控的协作机制，共同开展风险评估及协同防控，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使沟通更坦诚、更通畅，实现早预防、早预警、早隔离、早治疗。相对于大规模扩散之后采取的行动，预防和早控成本低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采取防控措施越早，收效越显著，而最有效的措施是预防。

目前依然存在以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杂志“档次”等指标，评价技术人才水平甚至科研单位领导政绩观的倾向，使人才选拔与资金投向偏离实际需求和国家战略，导致科研有机体普遍“超重”，却形不成人才结构合理的梯队，缺乏创新活力和工匠精神，甚至形成科研“一言堂”等现象，这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所以应该大力推进科研评价体制深度变革，在研究方向和资金投向、理念框架、标准、系统评价形成“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工作体制机制，构建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和技术人才评价标准和评判体系，推动卫生领域技术成果广泛推广应用 [19]。鼓励科学家追求真理，忠于科学、忠于国家与人民的“家国情怀”，重塑科技界为国奉献为荣的价值观，以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工作精神，树立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和真诚互信与精诚合作的高尚道德情操。

4.2.2. 强化风险管理战略定位

深刻理解新形势下公共卫生安全职责和使命，积极融入“健康中国”和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全局，立足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确定公共卫生风险管理战略定位，形成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的公共卫生风险管理战略规划、政策与制度，指导地方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策略开展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系统，优化卫生环境，提升发现、评估、报告、控制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能力；探索立足于国家安全角度、与国际接轨的风险评估方法与技术，加强疫情风险评估标准体系建设，精准评估跨境传播疾病公共卫生风险，对本地流行风险、输入风险以及传染病的病原滋生、爆发及流行风险，新型传染病爆发及流行风险，传染病导致死亡病例发生和社会经济风险等进行综合评估，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减少疾病或事件损害，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4.2.3. 加速推进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

加速构建以大数据为驱动的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加强大数据在疫情应急处置方面的应用加强大数据精准排查传染源（人员）筛查、追踪、控制和隔离等疫情防控中的应用，为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切实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增强城市治理能力。统筹大数据调控，避免多部门数据的重复采集和多次返工，减轻疫情防控一线基层干部的负担，提高防疫效率和精准化。以大数据为样本，结合国内外重大流行病数据和传播规律，发挥机器自主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利用云计算平台，发挥大数据在疫情态势研判、传播路径分析等工作中的作用。通过大数据打通医疗卫生领域传统制造企业产业链，使物资供应、原材料运输、生产、物流配送形成一个系统，真正提高生产和配送效率。支持、引导卫生医疗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层面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释放数字技术对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提升医疗卫生领域经营管理效率。

4.2.4. 弘扬优秀传统振兴中医药

完善中西医结合的工作机制，对中西医结合的切入时机、合作方式、管理模式、临床方案等进行优化，充分发挥西医“对症治疗”、“生命支持”和中医理论体系中“既病防变”、 “未病先防”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传承弘扬中医治疗理论体系，以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方法，实现观察、疑似、确诊、治疗各环节中医药的深度参与，共同抗击疾病。此次新冠防控工作，中央对“坚持中西医结合”第一时间做出部署，引起社会各界更加高度重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提供了广阔的施展舞台和实践机会。中医药第一时间参与，中西医协同工作、联合值班、全员会诊、协同治疗，中西医结合的力度之大、范围之深多年未有，且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临床疗效，有力证明中医药在调节人体平衡、改善症状、提高抗病能力、缩短病程等方面所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了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患的信心，为今后战胜重大传染性疫病积累了经验，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深化空间，开创了弘扬优秀传统、振兴中医药新局面。

4.2.5. 统筹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生产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生命价值以及文化价值不断凸现，也让乡村的优势与价值得到了新的展示，应该在统筹城乡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方面积极向乡村倾斜，以提高全体国民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应科学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加强乡村公共安全建设，建立覆盖城乡的智慧预警与应急系统，增加对乡村公共安全资源投入，完善基本综合防灾设施、公共健康设施、卫生防疫设施、配置快速响应、医护力量以及防疫物资；从有利于应对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出发，建立防控公共安全事件的长效机制，健全乡村基层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及村庄空间功能布局，优化应急救援设施、卫生防疫设施、应急疏散通道、公共避灾场所设置，形成更加紧密互动的城乡融合体，以提高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韧性。

4.2.6. 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基础研究方面

加强气候变化影响人体健康的机理及变化规律研究，气候变化对流行性疫病影响及变化规律研究，加强基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极端天气事件影响评估技术，医疗气象风险长期预测和预报预警技术研究，以及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技术指标体系和预测模型构建等基础研究，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程度降低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负面效应，以及流行性疾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在1997-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太平洋ENSO应用中心（Pacific ENSO Application Center）发出“可能会发生严重干旱”的预警，提出加强公共卫生安全认识和预防措施建议，受到有关各国高度重视并积极行动，及早预防布控，有效降低了腹泻和疾病传播风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科技界技术研发和与卫生管理部门通力合作、和资源数据共享，切实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气候变化诱发传染病的爆发、传播导致的风险和社会经济损失。关注气候风险和传染病相互交织形成的复合风险，制定详细的复合风险防范计划，同时考虑气候风险的区域差异与季节演变规律以及疫情发展轨迹。

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在面临不确定的重大选择面前，中国政府发挥“无限责任”的“一切为人民”的治理理念，选择风险零容忍，对新型疫病做最坏准备、尽全力对抗，自上而下“横到边，纵到底”安排部署防控，支援武汉防疫一线各项工作，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防疫代价，为全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展示了大国担当；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中国人民以强烈的家国情怀、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中国军队弘扬誓死卫国、绝不退缩的战斗精神，公立医院数万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汉，广大干警、基层值守人员和志愿者奋战各地抗疫一线，这些都源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焕发出的巨大优势，帮助中国了解了世界，也帮助世界了解了中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